1973年10月22日下午，接到临时通知，现在马上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

  一般来讲，周恩来通知召开会议基本固定在下午3点左右，况且他刚赴沈阳与金日成密谈结束，如此马不停蹄地飞回北京召开会议，可以见得其紧急程度。

  进入会议厅，向参会人员打了个招呼，在座的都是老搭档了。众人互相寒暄几句后，陷入了沉默，等到到周恩来走进会议厅，会议的气氛更加严肃了。他面色凝重，扫视一圈后，开口道：“开会。”

  这时，才知道公安部的部长李震突然身亡，这天下午在机关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内发现了遗体。

  周恩来如此紧急召开会议并不仅仅是为了调查一个正部级官员意外身亡的真相，彼时，他的处境并不轻松。

  早在1973年7月份的时候，周恩来因外交部158号简报事件受到了的批评。

  同年8月份，周恩来对提出的“儒法斗争”这一讨论内容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控制了舆论，提出将“批孔”作为新的重大思想方针，周恩来再次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事件持续发酵，“”在报纸上持续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甚至开始隐射周恩来是大儒，说“反对反孔，就是复辟”，将帽子越扣越高。

  周恩来顶着巨大的压力继续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同时与“”之间的斗争也慢慢变得激烈。

  正当他分身乏术之时，李震意外身亡无疑是雪上加霜，“”必定会借此大做文章。

  这次紧急会议，他叫了、、、、吴德，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来参加。

  叫来，主要是他做事认真，从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想法，十分欣赏他，并且与公安部没有直接的关系，开展调查时会更自由、客观一些。

  会议开始两个小时，众人在谈论起李震死亡的原因时，隶属于公安部的副部长于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时间紧迫，周恩来决定让于桑、吴忠、杨俊生、杨德中、刘传新成立破案组，调查过程中，允许他们调遣外地技术人员进行调查。

  他平躺在两张拼好的小桌子上面，一块长长的白布蒙在身上，他的头露在外面，脸朝上，刘复之当时清楚看到李震的舌头从嘴旁侧边伸出，舌尖被牙齿死死咬住。

  这一看就是上吊自杀而死的，不光刘复之，当时在座的几位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小组成员也和他对了对眼色，表示赞同。

  看到昔日共事的草草了结自己性命，刘复之的心中亦是五味杂陈，李震为何需要这么做，为什么有人坚持是“他杀”？

  再这样下去，死者得不到安息，机关内部的局势也会促进动荡不安，刘复之心中很是苦闷，不只是他，核心小组内的于桑也和他心情一致。

  接下来连着两天，周恩来又开了两次小会，指出李震之死存在“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性。

  而这两次会议没有让刘复之参加，在会议上，“”高声大喊李震是死于阶级敌人的谋杀，是他杀，这件事必须彻查、严查，揪出凶手。

  在调查过程中施义之屡次让人去研究、排查谋杀的可疑人员及线索；走访和李震接触过的人员，让他们回忆李震当天的行动轨迹；查询当日李震与人来往的电话等等举措。

  这样的行为乍一看似乎是在为自己的观点努力寻找证据、线索，想要找出李震之死的真相，但实际上，由于核心小组内部产生的分歧，两队分头行动，各说各话。

  “他杀”这一组无头苍蝇似的调查，将当时的情况搞得十分复杂，打断、扰乱了“自杀”这一组的调查思路。

  刘复之还发现，施义之等人一直试图将于桑和自己排挤在外，有活动和汇报工作也不通知。

  虽然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案件进展缓慢，但李震的死因依旧在多方努力之下逐渐浮现出来。

  事发三天后，实地探查的办案人员在李震的夹大衣口袋里发现了几十片“速可眠”，而在他上吊的地方，又捡到了一部分药片，加上尸检从胃里取出来的30多片，正好有100多片。

  并且公安部的机关卫生所也向核心小组反映，就在几天前，李震自称自己睡眠不佳，曾向卫生所的小杨要过一瓶装有100片的“速可眠”，再结合在发现尸体的地下通道的勘察，李震应该是在21日深夜去世的。

  在对李震办公、生活区域的调查中，同样也发现了证明是“自杀”的证据——一把剪刀被遗留在李震办公桌上，背后窗户上的尼龙绳被剪断了，显然李震是就地取材，使用尼龙绳了结自己的生命。

  将物证小心翼翼地送回核心小组，在刑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检验发现，尼龙绳上被剪断的切口与剪刀完全吻合，在剪刀的刀边上还粘黏着与尼龙绳材质相同的纤维丝。

  不仅如此，办公桌和剪刀上留下的只有李震的指纹，地下管道内部留下的指纹、鞋印也只有李震一人，根本不存在第二个人潜伏于李震身边，伺机谋杀。

  于桑一行人基本上可以确认，李震确实是自杀的，没有一点可疑人员想要谋害李震的性命。

  在工作一向敢于说真话、讲方法的于桑，根据现场调查得出的结论报告说：李震是自杀，这就是真相。

  1973年25日晚上12点，已是深夜，刘复之和于桑被告知开会，当时正下着毛毛细雨。

  夜深露重，两人都披着军大衣御寒，两辆车前后离得特别近，大概只有几步的距离。

  敏锐的刘复之很快就察觉到，这次的会议不对劲，往常要参加会议都是向东边的福建厅走过去，但这次两个人却被带着朝西边的新疆厅里走。

  正当刘复之想要问个清楚时，突然埋伏在两厢的人把两人拿住，查验搜身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走进来说了一句话：“中央决定对你进行保护审查。”

  此后，周恩来宣布撤销于桑破案组组长的职务，被捕后两人没有被关在秦城监狱，而是关在交通干校，禁止任何人审问于、刘等人，但两人的家人在第二天就受到了“”的审问、排查。

  关于李震之死的调查依旧继续着，施义之被任为核心小组负责人，不过真相早已被道了出来，再继续下去的调查早已变了味。

  调查表面上是“自杀”和“他杀”两个论断争执不下，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机关内部的派别斗争，是“”对于所谓的公安部势力的清查。

  李震所在的公安部一直都是国家的重要部门，在历史之中，一直都是“公检法”这样的排序，可以见得其重要性是排在第一顺位。

  在十年浩劫中，、为了夺权，将矛头对准了人民的专政机关，即公安部、检察院、法院。

  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安部，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直接将公安部与其他机关部门的联系斩断，成为独立的部门，而李震也追随谢富治对干部进行审问和批斗。

  当时许多公安部的干部受到牵连，这其中就有于桑和刘复之两人，被停职、批斗、关进监狱、下放劳动等等数不胜数，过度的审查导致整个公安部陷入瘫痪的境地。

  李震虽然做错了事，但在以前他确实工作上的能力强，抗日战争初期参与工作，在1955年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10个人里面他就占一份。

  他来到北京工作，也是周恩来向司令员请求的，那时周恩来希望能调一些优秀的干部过来，于是李震就来了。

  公安部重组以后，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解决“算旧账”一事，像于桑、刘复之这样被的干部，其实并没有“算旧账”的意思，只是对于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提出意见。

  但就算是这样也让“”那一群人感到不满，他们指责于、刘二人一定是带头“算旧账”，“算旧账”就是否定那十年，就是要造反。

  因此于桑和刘复之在1973年的第16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再一次被反“算旧账”的人大加批评，当时大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不认为也不敢认为那十年是错的。

  会议结束后要向中央递交的报告拟稿上曾这样写着：“算旧账”有损于，有损于毛主席。

  于、刘二人是坚决反对这份草拟报告的内容，核心小组也对此有颇多争执，意见相左，于是这份报告迟迟未定稿。

  紧接着李震在同年10月份出差回来后，叫于、刘二人来，想要再教育一下“算旧账”的事，结果这次会议不欢而散，随后仅隔了三天就发生了李震自杀以及后续于、刘二人被捕的事。

  在施义之作为负责人后，李震之死的调查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审查和追问，颇有种“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架势。

  当时追查涉及到了116名机关干部，人们担惊受怕，机关工作再一次陷入了停滞之中。

  在刘复之得到，走出干校的自述回忆中，他认为这场追查具有当年自己被下方审查时的特色，是一种错误的重现。

  但好在周恩来与两人都意识到了“”的图谋不轨，于是在调查“他杀”长时间无果后，周恩来找到杨贵谈话，并任命为核心小组的副组长。

  杨贵在当时的读书班里资历最老，入党30年，曾担任县委书记19年，也曾经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

  虽然周恩来这样的安排令“”及其爪牙十分的不满，但由于是他主持当局的工作，他们也不敢贸然表露出野心。

  而这边则一直提倡调查以事实为根据，不可以弄冤假错案，刑讯逼供，为了证明那十几名被保护审查的干部清白。

  一直很关注公安部的问题，听完周恩来的汇报，他送了本《明史通俗演义》给周恩来，列举了明朝末年发生的三大宫廷疑案，提醒他一定要查清楚，讲事实，不要让李震的案子变成悬案，让后面的人笑线年，不理会“”的阻挠和把戏，将“他杀”的说法一个个排除，经过努力，破案组对于案件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但于、刘二人的下场摆在面前，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表明态度。

  他请刑事技术人员证明李震血液中的含有的药物成分与遗落的“速可眠”是同一种成分，光是验血就验了无数次。

  案发五个月后，周恩来和对干部们做了许多工作，诸如像给刘湘屏开会，做思想工作，实在劝说不下时，周恩来还放了《计划生育》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缓和了气氛。

  当时李震特别紧张，让他去核实了一下，发现是误会、搞错了。事后李震带着刘复之登门道歉，哈哈一笑，表示无需介怀。

  人家都说了过去了，不用在意了，可李震依旧很紧张，回来的路上对刘复之说，“哎呀，要掉脑袋。”